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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日期:2017-09-02 作者:唐玮婕;陈韶旭 来源:文汇报
  • 图片说明: 苏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


  • ■本报记者 唐玮婕

      管理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和表现。任何社会和组织的管理,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管理理念、方法、手段都是特定社会或组织历史传承的产物。

      “当前,中国的管理科学正处于从跟踪、模仿走向自主创新的关键时期。”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苏勇直言,要解决中国企业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必须进一步提炼出自己的管理理论和智慧。

      互联网兴起 管理学迈入第五阶段

      “无论中外,管理实践古已有之,但对管理知识体系的正式研究仅有百余年历史。”苏勇告诉记者,自从被尊为“西方管理学之父”的泰勒于1911年出版 《科学管理原理》 一书以来,整个管理学的发展已经历了四个阶段,正迈入第五阶段。

      在以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第一阶段中,管理理论的着重点主要就放在通过对工人动作、行为的规范,以科学的手段、科学的工具、科学的方法来提高劳动效率,使企业管理活动有章可循。这一时期管理理论的建立,使得管理行为从感性走向理性,从定性走向定量,为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而“登堂入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以“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被管理思想史家丹尼尔.A.雷恩称之为“社会人时代”。在此阶段,值得重视的无疑就是“霍桑实验”的研究成果。员工们既有物质需求,但他们也具有社会需求。这些社会需求始终存在于他们和同事及企业中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中。管理活动不能只见物不见人。

      随后两个阶段分别为理论的百花齐放即“管理丛林”阶段,以及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企业文化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为代表的“软管理”阶段。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崛起,管理学正进入第五阶段。”苏勇表示,传统的企业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变得模糊;曾经意气奋发的大规模企业将逐步式微,反倒是以项目为导向的小团队会更为灵活专业,成本也更低;与凡事自己包揽相比,企业更愿意搭平台来集聚资源,也会更强调员工与企业的双赢。

      目光更多转向东方和中国

      管理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和表现。任何社会和组织的管理,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管理理念、方法、手段都是特定社会或组织历史传承的产物。

      苏勇指出,当今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西方管理学理论的诠释性、注解性研究层面。有学者甚至认为,当今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是“运用美国人发明的理论,研究美国人感兴趣的问题,使用美国人的语言,写出符合美国人评价标准的论文,在美国杂志上发表”。此话虽然过于绝对,却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在管理学界包括中国管理学界在学术研究上的一面倒倾向。

      在管理实践层面,虽然作为管理者的管理主体和作为被管理者的管理客体都是中国人,但在一些中国企业,指导管理实践的理论却都来自西方,以至于常常“食洋不化”,导致水土不服。

      西方管理理论“全球通吃”有其特定历史原因。一方面,现代意义的管理科学兴起于西方。另一方面,由于先进科技和经济实力以及不断提升的管理水平,西方社会诞生了很多世界性大企业。这些企业成为全世界同行学习的标杆,向世人昭示了其企业管理的成功之处。

      “基于东方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我们有必要提出,管理学应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东方和中国,以全面丰富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东西方管理理论更好地兼容并蓄。”苏勇表示,管理学的发展,诚如生物多样性一样,只有打破西方管理学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才能获得全面而健康的成长。

      面对新课题 构建原创管理模式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管理学也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新课题。“我们必须针对此给出答案。”苏勇说,要解决中国企业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必须进一步提炼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中国管理智慧。

      苏勇认为,东西方管理学并非互相排斥,其中有很多相通之处,“要通过具体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认真分析研究东西方管理理论的异同,‘哪些可洋为中用,哪些需扬弃’,以此来探索东西方管理理论的融合之道。”

      在他看来,在建立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时,需要从管理学已有范式出发,分析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规律,并探寻这些特点和规律形成背后的原因。通过深入具体的研究,用科学范式将已有的中国企业丰富的管理实践活动规范化、体系化,进行理论提炼,并反过来指导管理实践。

      同时,中国市场经济还在不断完善,企业运作和组织管理等各方面

      还相对稚嫩,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文明氛围还在形成过程之中,中国管理学理论、东方管理学理论还处于初创时期,其理论基础、内容要素、框架体系等还需要进一步建立与完善。

      “总之,中国社会科学要形成中国特色,重要的是要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苏勇表示。

      事实上,中国管理学研究和管理教育,也几乎是和世界同步的。1911年出版 《科学管理原理》 之后的1916年11月,上海中华书局就以 《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 为书名,出版了由实业家穆藕初翻译的泰罗名作,并将该管理法在厂内推行。紧接着,复旦大学于1917年创设商科,开启中国百年商科教育,至今正好是100周年。复旦商科的设立就是中国商业研究紧跟世界管理学发展潮流的佐证。以百年商科为底蕴,以培养“青年精英、未来领袖”为目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凭借长期厚实的积累和不断创新,已经树立起一流的口碑,在中国也将创造更多原创性的管理理论,引领管理实践。

      本版头像素描:陈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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