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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梦华世界:从南宋行都临安城看中国近古城市的发展瓶颈
日期:2017-09-02 作者: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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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片说明:《清明上河图》局部


  • 图片说明:根据《清明上河图》改画的《城管来了》局部


  • 图片说明:南宋的临安城区,即现在西至西湖东岸、东至环城东路、北至天目山路、南至凤凰山南面的区域。


  • 走出梦华世界:从南宋行都临安城看中国近古城市的发展瓶颈 ——包伟民在杭州市图书馆的讲演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宋史学会会长。1988年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曾在浙江大学任职多年。研究工作集中在宋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及近代东南区域史研究等方面。代表作有《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等。

      

      《东京梦华录》等文献的作者,都是北宋或南宋的亡国遗民,他们有着强烈的回忆旧时美好时光的恋旧情怀,扬善隐恶,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将我们对宋代城市的理解完全建立在这些资料之上,就可能有失客观。

      

      什么是“梦华世界”?为什么要走出“梦华世界”?请大家先看前些日子网络上流传的一幅画《城管来了》,它是根据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改的。《清明上河图》是描绘北宋开封城市景观的名画,是我们研究宋代城市的重要资料。现在有人根据它来说“宋代就没有城管”,并改画了这幅《城管来了》。我们请大家看这幅画,是因为大家都明白,那位佚名画家的用意当然并不是为了向大家展示自己对《清明上河图》这幅宋代名画的理解,而只是为了表达对当今城市管理工作的不满。宋代的城市当然也有“城管”,而且是由军队充当的。这个例子向我们表明,《城管来了》有其明确的目的性。宋人画《清明上河图》也一样,那是为了颂扬皇宋治下的“盛世”,展现京师繁荣景况。所以,这两幅画所传递的信息都有它的片面性。要走出“梦华世界”,就得从今天我们研究宋代城市主要依据的那些文献与图像资料说起。

      

    “梦华世界”

      目前学术界关于宋代城市的一些看法,主要参考的是日本学者加藤繁于1931年所写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的研究。加藤繁认为宋代以前,中国城市是居民区(坊)与市场区(市)相互分离的,每个区块之间筑有围墙相隔离,晚上坊墙门关闭,禁止进出。加藤繁将其称为封闭的“古典城市”,唐代长安城是其典型。经过唐宋转折,到了宋代,城市发展,坊墙倒塌,市制崩溃,中国古代城市就进入了由《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那种开放式的街市合一的历史时期。近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对宋代城市的研究基本上沿着加藤繁的思路向前推进,不断补充论据,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例如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Elvin)认为在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等等。

      这些观点有着比较充分的资料依据,除《清明上河图》外,主要就是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等宋人记述北宋京师开封城与南宋行都临安城的文献。从这些文献看,开封、临安等宋代的城市经济繁荣,居民生活安逸。我们所说的“梦华世界”,就是指现在的学者依据这些资料所描绘的宋代城市的繁荣景象。

      “梦华世界”有一定的史实依据,是有意义的。但是,由它所反映宋代城市的景象并不全面。这是因为前面所举那些文献的作者,都是北宋或南宋的亡国遗民,他们有着强烈的回忆旧时美好时光的恋旧情怀,扬善隐恶,有着明显的倾向性。将我们对宋代城市的理解完全建立在这些资料之上,就可能有失客观。所谓走出“梦华世界”,就是试图要更全面、更客观地去理解宋代的城市生活。

      南宋临安城是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很好的例证。我们试图用这个例证来说明当时城市发展的一些普遍性问题。

      

    近古以前的临安城市

      南宋临安城就是今天浙江省省会城市杭州,现在它是浙江地区的中心城市,但在隋唐以前并非如此。杭州城市的发展有一个过程。隋唐以前,浙江区域开发的重心在钱塘江南岸的会稽地区,中心城市是越州(今绍兴)。北岸地势低下,开发较慢。南朝以后才慢慢加速,到隋朝开皇九年(589)才独立设州。到唐代中叶,方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至宋代,宋仁宗在《赐梅挚知杭州诗》中将钱塘称为“东南第一州”。这些别称的变化,说明钱塘江北岸平原地区不断被开发,逐步赶上了南岸地区,杭州也一跃成为钱塘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在学术界有一个“杭越易位”的说法,来描述杭州超过越州,成为浙江地区中心城市的历史过程。这也说明了靖康之难后赵宋政权南下,为什么选择杭州作为行都的一个原因。建炎三年(1129)杭州改名临安府,赵宋政权以“临安”一名,来表示他们暂居于此、终必北伐还都(开封)的姿态。

      

    南宋时期临安城市发展水平

      北宋时期,被誉为“东南第一州”的杭州已经颇为繁盛,南宋建为行都后就更加发展了。

      临安(杭州)城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南宋末年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中有这样的描述:“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着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

      学术界对南宋临安城发展水平最典型的描述,出自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Gernet)《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在谢和耐看来,临安“1275年前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为富庶的大都会”。和当时世界上其他城市比起来,临安的确相当繁荣和富庶。同时,作者对临安城繁盛景象的描写也是为了铺垫和对比蒙古军队入侵后所带来的破坏。

      现在杭州城保留下来的南宋时期的历史遗迹很有限。中国南方城市发展通常呈现出覆盖式的特点,即新城市覆盖旧城市,杭州御街地面所呈现的宋、元、明街道层层叠压覆盖,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所以,南宋建筑基本上都被后期的建筑覆盖了。此外,倒还有别的一些“遗迹”留下来。南宋时期临安城区街市布局与地名基本照搬北宋开封城的样貌,这也是北南宋人口流动所留下的历史印迹。另外,杭州方言是吴语区中的一个孤岛,融合了南腔北调,这是当时北方的贵族高官逃到杭州后,本地居民模仿他们说话的结果,“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那么,当时临安城市究竟达到了怎样的发展水平呢?具体的经济数据现在当然不可复寻了。约略可以估计得出的,是当时的城区人口密度。人口密度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不过估算相当麻烦,南宋存世的人口记载以政区为单位统计,并未对都市与郊区、农村加以区分。但通过一些记载传递的信息,我们大致可以估计当时临安城的人口密度。

      北宋元祐年间苏轼上奏称“杭州城内生齿不可胜数,约计四五十万人”。苏轼此言为向朝廷请求赈灾款,其中不乏夸张成分,也不一定有统计依据,但当时杭州城区居民众多可以肯定。北宋到南宋,杭州由州城变为行都,城区大跨度发展,因此南宋便有人记载,城里有些地方,北宋时还很荒凉,到南宋竟变得拥挤不堪了。例如后洋街,北宋时“四隅皆空迥,人迹不到”;“宝莲山、吴山、万松岭,林木茂密,何尝有人居”。到南宋,“屋宇连接”,都成了居民聚集之处。丰乐桥以北的橘园亭,金井亭桥之南的俞家园,原先都是农田,到后来民居汇聚,“如蜂房蚁垤,盖为房廊,屋巷陌极难认,盖其错杂,与棋局相类也”。

      那么南宋时期临安城中人口密集到怎样的程度呢?关于南宋临安城的人口数量,长期以来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早年中外学者的一些估算,大多偏高,或有失实。他们有的以苏轼的“四五十万人”为依据,更多则引用柳永的“参差十万人家”这样的诗句来估算,因此并无统计价值。现在学界主流说法认为南宋临安城的人口大概在120万。但是如果从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出发看,这个数字也很不可靠。这种高估算,当然也反映了《梦粱录》那样的倾向于夸大南宋临安城繁华景况的历史文献对学术界的片面影响。

      当时的临安城区,即现在西至西湖东岸、东至环城东路、北至天目山路、南至凤凰山南面的区域。虽然当时随着郊区的都市化,有一部分城市居民住到城墙外的郊区,这一块区域也不可能装下120万人。若对比现在杭州整个城区的人口200万,这个数字就更显得夸张。在对当时临安城附郭县户数材料加以分析、计算、论证后,再加上当时未统计入户籍的人口数,可以大致估计在嘉定年间(1208-1224),临安城区内人口约为32万人,当时城区面积为15平方公里,若此,则城内人口密度估计可达到2.1万人/平方公里,远比北宋开封城为高。至咸淳年间(1265-1274),甚至可能达到3.5万人/平方公里。这些数据,当然只是非常粗略的估算,只反映一种大致的趋势,并无精确性可言。不过由于我们在估算过程中尽量取相对稳妥的低数值,看来不致大错。可是如果我们拿这些数据与目前杭州城区的人口密度作比较,例如在2004年,城市中心上城、下城、拱墅、西湖四区,其人口密度为8357人/平方公里,就可以发现,南宋时期临安城内是多么的接踵摩肩了。

      北宋时期开封城区的人口密度,估计也超过现代的数据。

      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期的两宋时期,以单层或双层木结构建筑为主的临安府城区,其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以多层钢筋水泥建筑为主的现代都市市区一两倍,相比现代人口尤为众多的一些都市,差距也有限,其居处街衢之湫隘拥挤,也就可以想象了。

      

    都城区高密度人口聚集的历史影响

      南宋临安城区人口高度密集的史实,给了我们观察“梦华世界”之外另一些侧面的可能性。也就是,人口高度密集可能会给城市生活带来哪些不利影响,会遏制它的进一步发展。

      物资供应

      城区人口高度聚集,密度过高,必然会给城市生活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物资供应与卫生管理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两个方面。

      物资供应首要的是城市土地供应,前人多所论及的宋代城区扩展问题,反映的就是由于城区人口过于密集的一个结果。显德二年(955)周世宗所颁开封筑外城诏,就指出由于城区狭小,“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由此也带来城区地价过高问题,甚至北宋开封城“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一般贫民下户,就更不易拥有房产了,只能租赁简陋屋舍栖身。从前述当时城区人口密集的程度看,一般民众的居处必当极其拥挤。

      唐代“长安居大不易”,至宋情况更甚。土地之外,城市居民生活的种种物资都要从城外供应。首先是粮食。尤其到了南宋,文献中“遏籴”一词开始高频率出现。所谓“遏籴”,意即遏制购买本地粮食运往外地,这就显示当时一些地区粮食紧缺,商品粮供应不充分,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这样地方主义的保护措施。在宋代城市人口逐渐密集的情况下,“苦于贵籴”是当时一个经常性的话题。例如,北宋朝廷全国动员财政调拨,每年从东南六路(除两广、福建之外的长江以南地区)向开封运送六百万石粮食,按当时成年人的粮食消耗量计算,至多能养活六七十万人。由此可见当时城市的商品粮供应并不容易。常常有人很潇洒地把宋代描绘成拥有数十个三五十万人口城市的朝代,但是不知道这些城市的粮食供应该如何解决。正因为粮食供应的紧缺,尽管朝廷一再下诏,禁止地方政府采取遏籴政策,但在地方人士看来,遏籴却是一种善政。在宋代两浙,城镇化水平高,非农业人口多,遏籴现象尤其明显。文献记载当时谚语“苏湖熟,天下足”,或者出于夸张。在湖州地方志的记载中,却强调当地粮食供应不足;反而相对落后的地区都市人口少,粮食常有富余。

      第二个问题是燃料,它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取暖和餐饮。在现在很多科技史著作的描述中,古代中国技术发达,早已使用石油、煤炭,如北宋开封城主要就烧煤炭。但这恰恰体现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森林资料无法维系人们的燃料需求的一面,较少有人指出。元丰初年苏轼知徐州,派人在徐州西南白土镇之北找到石炭,解决了当地城市居民以及作院兵器制作所需的燃料问题。他高兴极了,专门写了一首《石炭》诗记载此事,认为从此解决了“城中居民风裂骭,湿薪半束抱衾裯”的困境。

      南宋时期,临安城附近的林木根本不可能满足城内的燃料供应需求,部分木柴是从徽州地区沿钱塘江运送而来。庄绰《鸡肋篇》中所描述“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橛皆偏,芽蘖无复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尖锐地指出临安城的燃料危机。

      再有一个就是饮水问题。唐大历年间(766-779),李泌任杭州刺史,开凿六井,引西湖淡水入城,供居民饮用,城区才向东扩展到江干,并奠定了杭州(临安)城区发展的格局。南宋民谚所说的“西门水”,就是指从西门“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给坊市”。宋代城市中都有专门挑担卖干净的饮用水为生的苦力,收入很低。北宋时,有人向文臣孙甫兜售一方砚台,要价三十贯。当时每贯一千个铜钱,三十贯是很大的一笔钱。孙甫问此砚有何异常之处,这么贵?此人答道此砚石极润,“呵之则水流”。孙甫却并不稀罕,说:“一日呵得一担水,才直三钱,买此何用。”可见卖一担水才三文钱。正是因为存在饮水问题,人们对优质水源更加关注,所以那时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一条街巷叫甜水井,意味着此处井水质量好。

      公共卫生

      人口密集的地方,公共卫生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两宋城市的公共卫生,像京城这样的大都市看来有相对完备的制度,由厢坊等机构负责。如开封城开淘渠堑等事务,起初由都厢,后由都水监负责。南宋临安城也与此类似。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粪便等,则多作为农田的有机肥料,由专人清理。一般州县城市在管理上问题就相当多。

      从现存文献记载看,当时少数城市可能已经存在空气污染问题。北宋沈括作《戏延州诗》:“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木老,石烟多似洛阳尘。”此诗所说,指延州人拿石油当燃料,烟大,“墨人衣”,就像洛阳城中多风沙污人衣一样,说明了两地都存在空气污染的情况。司马光也有《都门路》诗,记述开封城中风沙蔽日的情形:“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独怜道傍柳,惨淡少颜色。”

      另一则是生活污水的处理。中国古代城市虽然从较早时期起,局部重要地区例如宫殿区等等就有了下水道的设置,如考古资料表明,南宋临安府太庙两侧就设有砖砌的排水沟。但整体看,直至明清都没有形成完备的地下排污系统。宋代一般城市凡有河道,生活污水基本直接排入河道;没有河道的,估计用渗井,而这种渗井极易污染饮用水源。临安府为首善之区,制度规定相对严密,为防止居民丢弃垃圾堵塞水沟,“每遇春时,官差人夫监淘在城沟渠”。一般州军,并无都城的财力物力,无法保证制度化地及时疏通下水道,其卫生状况可想而知。例如有记载说,南宋的吉州,因为城区内实在太脏,不少富人都不得不搬到乡村居住了。

      防疫

      宋代城市公共卫生问题所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疫疾多发。当然,沟渠污秽窒塞虽为城市疫疾多发的十分重要原因,究其根本,还在于当时城市人口密度过高,医药卫生等各方面水平尚未能与之相适应所造成的。苏轼就曾说:“杭,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所以当时救荒,有些官员不主张将饥民集中到城中,就是为了防止人口过于密集,“蒸为疾疫”,而要将饥民阻拦于城郭之外。南宋在临安建行都的152年间,仅据存世文献所载,就有14起严重的疫情发生,平均十来年一次,有时且连续数年大疫不止,文献中常见“大疫”、“都民疫死甚众”等记载。

      消防

      另一严重问题是城市火灾频发。

      遗火成灾,自古而然。宋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也多载有火灾的事例。至人口密集程度更大的宋代,火灾的规模显然超乎古人了。《新唐书·五行志》所载唐代城市火灾,烧毁民居超过两万家的仅两次,到宋代,烧毁民居超过十万家的就有许多次。临安府在南宋王朝建为行都的150余年间,可谓时时处于火灾的威胁之下,全城被烧毁殆半之灾屡次发生,乃至烧宫殿,毁太庙,无所不及。嘉泰四年(1204)三月大火后,史臣哀叹:“呜呼!自生民以来,未尝见有此一火!”由于火灾的频发,以至“士大夫寓邸中者,每出必挟敕告之属自随”,也就是住旅店的官员士大夫们,出门常常将官告之类重要文件随身带上,唯恐旅店失火,事关前程的家当毁于祝融,近乎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也可以反映当时火灾的严重性。自唐代后期开始出现“钱荒”,即通货紧缩,流通货币不足。当时人们讨论其原因,认为除了铸币太少、富人窑藏、铜钱出口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就是“通都大邑火所延烧,灼烁融液”,也就是说城市里火灾太多,很多钱都被烧化损失了。我们知道,若要烧化铜钱,这种火灾不仅要大,且需经常发生,才会有人把它列为一个原因。由此可见当时火灾之屡发,破坏之严重,以及影响之广泛了。

      由此可以引出关于宋代城市史的两个问题:一是建筑布局。根据传统的认为唐代是坊市制城市的说法,城区由坊墙分隔,坊墙会阻碍火灾的蔓延。实际目前的研究认为,在多数的州县城市,并不存在坊墙分隔城区的现象,南方尤其如此。不过到宋代,城区建筑过于密集,的确是火灾容易扩散的重要原因。当时政府也曾试图采取一定措施,但在城区建筑过于密集的现实面前,大多落实不了。

      另一个问题是建筑材料的更新。宋代是建筑材料更新比较明显的一个朝代,地方政府更加提倡百姓修建砖瓦房,其原因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所致,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相比于茅草房,砖瓦房更防火。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宋高宗因为军营被烧责怪大臣未能改建砖瓦房,大臣则抱怨:“没有钱,怎么盖呢?”根据南宋温州的一则记载,当时江南地区一般的州城大致上砖瓦房占三四成,茅草房六七成。与前代相比,砖瓦房比例已经明显提高了。

      结语

      以上的事例都说明,宋代城市发展在呈现其“梦华世界”的同时,它的另一面,则是窘境毕现。这表明到宋代,在资源、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随着城市人口的高度密集,它的进一步发展开始受到制约,这就是本讲小标题所谓“发展瓶颈”之所指。例如传统的都城,在其人口规模达到近百万之后,便不可能再膨胀。一般州郡城市资源远比都城缺乏,更不可能扩张到很大。因此学术界一个倾向性看法是,宋代之后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主要不体现在大城市的扩张,而在于农村地区小市镇的发展上面了。

      简单归纳,本讲所谓走出“梦华世界”,在方法论上可有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主要由《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以及《梦粱录》等文献对今人形成关于两宋城市影像的烙印,过于深刻。如果想要正确解读这些历史文献,把握它们作者的宫廷画家与旧朝遗民的心态,十分重要。它们所反映的历史影像并不全面,实际是相当片面的。解读其他历史文献,也应指这样的态度。我们如果试图真正了解当时城市发展的历史,就应该更为全面地去观察。现在应该是我们走出其片面阴影、冷静分析中国近古城市发展进程的时候了。

      其二,前人所描绘的关于宋代都城发展的繁荣景象存在着某些片面之处,这给我们的重要启发是:当我们在强调历史发展的某一侧面时,应该考虑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发展”是否存在着一些制约因素?它们具体表现在哪里?等等。这样正反两方面多角度的视角,是我们观察历史的重要方法,可能也是观察其他事物的重要方法。相对于一些习惯于将研究对象解剖开来作分析的现代学科,历史学的学科特点或者说思维方式则是:综合分析。

      (本讲座由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和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中心主办。整理:田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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