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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好色
日期:2017-09-02 作者: 来源:文汇报
  • 图片说明:尚刚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工艺美术史,对南北朝至元,特别是隋唐五代和元代心得较多。先后主持完成《魏晋南北朝工艺美术研究》《隋唐五代工艺美术研究》《清史·图录·文艺卷》等科研项目,著有《林泉丘壑》《隋唐五代艺术美术史》《古物新知》等。

  • 图片说明:绞胎

  • 图片说明:珍珠地划花

  • 图片说明:骆驼载乐俑

  • 图片说明:螺钿镜

  • 图片说明:金花银背镜

  • 图片说明:鎏金容器

  • 图片说明:象牙拨镂棋子

  • 图片说明:紫檀木螺钿琵琶

  • 图片说明:窦皦(597-627年)墓中出土的金玉宝钿带饰

  • 图片说明:何家村窖藏出的唐代臂环

  • 图片说明:夹缬

  • 图片说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绣小袈裟

  • 图片说明:繝

  • 图片说明:《步辇图》里穿锦的只有禄东赞

  • 唐人好色 ——尚刚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的讲演

      我们看花纹,只有离得比较近才能看清楚,但是只要看到物品,就能感受到色彩。唐代工艺美术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特别看重色彩,虽然造型和花纹前后有很多大的变化,但是对色彩的追求是一样的,讲究色彩的绚丽。

      

      我一辈子写文章写书从来没取过一个好名字,这次例外,我觉得这名字很好。之前这讲有一个比较严肃的名字,取自唐人的一篇进物状,里面说有人向皇帝的亲戚献锦,称赞其锦“灿若朝霞之初起,烂若春花之竞发”,我简化成“朝霞初起春花竞发”,还是不如这个好,“唐人好色”。

      工艺美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造型,一个是装饰。装饰里面有纹样还有色彩,色彩的地位可能更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看花纹,只有离得比较近才能看清楚,但是只要看到物品,就能感受到色彩。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的工艺美术到了宋代以后,有些高级的作品往往没有花纹,但是有色彩。也就是说,无论从观赏的远近角度来看,还是从形式的有无来看,色彩都比花纹更重要。唐代工艺美术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特别看重色彩,虽然造型和花纹前后有很多大的变化,但是对色彩的追求是一样的,讲究色彩的绚丽。以前做艺术史的人没有太多关注,今天我就把想到的东西给大家捋一下。

      

    陶瓷

      先说陶瓷,当年无论北方南方,都表现出了对比较多色彩的追求。比如说在唐代我们发现了最早的青花,现在知道窑址在河南的巩义,珍珠地划花的窑址在河南的密山。河南一带的绞胎,色彩都比较多。河南的花瓷是耀州窑的,当年的窑址在陕西铜川,造的瓷器品种很多。还有以长沙窑著称的陶瓷彩绘。以前彩绘很少,传统也是间断的,从长沙窑开始形成了连续的传统,彩绘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今天的中国陶瓷装饰基本上都是彩绘。

      秘色瓷窑址在越窑,就是现在浙江的绍兴、宁波一带。越窑烧的陶瓷里最有名的就是秘色瓷。关于秘色瓷,学术界有过很多讨论,就我所知发表的文章不下五十篇,都在讨论秘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其实他们的理解错了,这个“色”在古代指的是种类,是上供用的瓷器。我们看到的秘色瓷颜色并不一样,有的发灰,有的发黄,有的是正绿。釉面其实很干净,看上去不干净是因为当年在法门寺地宫出土时包着唐代的纸,都不忍心把唐代的纸剥去,所以显得釉面不光润。

      中国瓷器的瓷釉追求“如玉”,这种感觉是从秘色瓷开始的。秘色瓷的一大特点就是釉面特别莹润,釉色也很漂亮,还会加装饰,比如釦。釦是一种老的装饰手法,在汉代漆器上很常见:用金属片包镶一圈口沿,有铜釦、银釦、鎏金银釦。包镶口沿的目的有二:一是使器物本身更加牢固结实耐用,另一个就是,包镶的口沿能够在器物表面造成材质和颜色上的对比,即所谓的金银平脱。金银平脱是唐代一种典型的装饰技法,本来是用于漆器的--在漆器装饰面先涂上大漆,然后把剪刻好的很薄很薄的金银花片黏贴到漆器表面,之后再涂漆,让纹片粘得更结实,最后打磨。如果不是在法门寺出土了金银平脱的瓷器,我们很难想象金银平脱还可以装饰瓷器。用金银平脱装饰瓷器尚没有文献记录,这是很特殊的一例,也表现了唐人对色彩的喜爱。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瓷器,感觉颜色好像并不是那么丰富。其实看问题应该历史地来看,在唐代以前中国的陶瓷基本上是一色的,这时候一下出了这么多颜色,比以前丰富太多了,是本质性的革命。

      色彩上最丰富的属三彩。三彩是一种低温的铅釉陶器,釉里面有很多铅。铅的熔点比较低,三彩表面上彩釉斑驳陆离的效果,就是铅流动造成的。这种器物人们已经了解得比较清楚了,是随葬的明器,而非生活用器,然而还是有些人家摆错了,在卧室里边摆上三彩,把卧室变成了墓室。我们何以得知古人是用三彩来随葬的呢?因为除了在窑址、墓葬里发现过以外,还没有在生活遗址里发现过三彩,所以知道它是丧葬明器而不是生活用器。

      三彩分成两类,一类是雕塑类,包括俑马、骆驼、建筑模型;还有一类是器皿。国家博物馆所藏的骆驼载乐俑,是三彩里面很有名的一例,形体比较大,色彩也很丰富。三彩流行的时候,正值中西方交流最频繁的时期,所以三彩上的很多造型特征都跟西方有关系。比如这骆驼,经夏鼐先生考证是中亚种,上面载了五人,三个胡人两个汉人。

      当年中西方交流走的主要是陆上的丝绸之路,运载工具就是骆驼、马。所谓的三花马,指马鬃剪三花,学的是伊朗做法。很多人认为三彩里面最珍贵的颜色是金,就是涂了黄金的。黄金当然很高贵,但是从工艺角度来看,最珍贵的应该是蓝色。这种蓝色用的是氧化钴,钴料经过检测证明来自波斯,和以后的青花材料一样,非常珍贵。

      胡瓶的造型、装饰也跟西方有联系。一般中国传统的装饰也很满密,但只是花纹比较细密,把细密的花纹做成大的图案包裹器物。还有一种装饰手法就是把花纹组织成条带,一层一层地环绕器物,我管这个叫装饰带。装饰带比较繁密的器物,都跟西方有联系。

      

      铜镜是古代用来理容鉴容的工具,正面光亮,背后经常有花纹。花纹一般是铸出来的,一色,在唐代也是绝对主流。

      螺钿本来也是漆器的一种做法,就是把蚌片、现在知道好像是鲍鱼的贝壳磨成片,再剪合成花纹,贴到涂了大漆的装饰面上。还一种镜子,唐人叫做宝装镜,做法在图鉴上找不到实例。上个世纪80年代,浙江湖州一个塔基里面出土了一些漆器,有些写的是宝装的漆器,后来就知道宝装的做法了。宝装的主要嵌物还是蚌片,但会加入一些其他东西,比如红的琥珀或者青金石碎片。

      唐人还记载过所谓的宝钿镜,就是把铜丝做成花纹焊到装饰面上,里面再嵌各种珠宝。当时还有所谓的金背镜、银背镜,就是在镜子背面嵌金嵌银,一般是金片银片,有时候嵌的金片会很厚。

      金花银背镜就是在其主要的装饰部位,把镀金银片嵌在镜子后面。不过,因为大漆是有机物,时间长了会腐烂,所以我们看到的国内出土的金花银背镜都不是很漂亮。日本有保存得比较好的,在奈良的东大寺。

      作为奈良王朝皇家寺院的东大寺,其实跟中国有着密切关系,鉴真和尚就是当年给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开光的高僧。公元756年,在日本圣武天皇死后的第49天,太太光明子把天皇生前喜欢的东西献给了鉴真和尚开光的那个大佛,就藏在东大寺的正仓院。这个寺院现在归日本宫内厅,每年都要开仓,把东西通通风、见见光。

      唐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特种工艺镜,除去唐人喜欢张扬、嘚瑟外,主要是它们还有些特殊用法,可以装饰建筑。公元825年,长安城里添了一处新的宫殿群“清思殿”,《新唐书》《旧唐书》《册府元龟》都有记载,称清思殿修建好后,“用铜做镜子”,有说用了“三千金铜”,有说用了“三千片铜镜”,镜子还用了“金银薄十万番”。后来得到考古学的证实,清思殿遗址果然出土了大量铜镜残片。

      公元840年,日本有一僧人圆仁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把自己的见闻用日记形式写下来。在圆仁从扬州去长安的路上,他拐道去了五台山,看到大华严寺里面挂了很多铜镜,“宝装之镜大小不知其数”。这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大型宫殿里面的铜镜是怎么张挂在墙壁上的。和尚去参拜,一定很虔敬、很规矩,他绝不会走到墙边,翻开铜镜看看后面的装饰。由此可见,铜镜的装饰面是朝外挂的。

      

    金银器·鎏金

      唐以前,中国金银器虽然制造时间很长了,但水平一直不是很高,数量也不多,唐代才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量上的增加,而且工艺水平一下子达到巅峰,以后再没有做过这么好的了。当然,我主要说的是容器。金器分为两类,一类是饰件,中国一直做得不错,但容器就是唐代做得最好。

      金银器里面永远是金器少银器多,原因比较多,一方面是金储量少,银储量多;还有一个就是金较软,打造器物容易损伤,银稍微硬一点。除了材料本身的问题以外,还要看到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社会,玉材质等级最高,其次是金,再次是银,往下就是铜铁。只有身份比较高的人,才有可能使用金质酒具、马具。等级高的人比较少,也是造成金器少银器多的重要原因。

      银器一般要鎏金,有两种做法:一是通体鎏金,就是把金泥涂在银器上,烘烤后固着在器物表面,整个器物就显得黄灿灿的。通体鎏金虽然比较费材料,可是唐人并不喜欢,毕竟一片屎黄并不是太美,所以唐人经常做的是在主要装饰部位鎏金,省材料却很费工。这种做法叫金花银器,器物表面金银相灿、黄白生辉,效果比单纯金器好得多。陕西何家村窖藏的金花银器特别好,好几件都是装药的。

      法门寺有个银丝编成的器物,用的方法叫接条,花纹是用金丝编的。由于出土在法门寺,专家们当年讨论时都认为是用来装茶饼的。唐人喝茶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喝茶饼,就像现在的普洱,如果不通风,时间长了就会发霉长毛,只有放在比较通风的器具里面才能有效遏制霉变。装茶饼的推测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但没有根据。其实在唐代诗文里面,有两次提到过这种器物,一个是杜甫《往在》里的“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一个是令狐楚《进金花银樱桃笼等状》里的“每闻采撷,须有提携。以其鲜红,宜此洁白。前件银笼并煎茶具,庆等羡余旧物,销炼新成”。由此可以清楚地说明,这种器物在唐代主要是用来装樱桃的。器物本身非常华丽,银身子上编着金花,其实更华丽的在于其使用中的效果——装着红樱桃,上面有绿叶。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因为现在的很多设计只考虑其本身是不是漂亮,不考虑使用中的效果,而这就是使用中产生华美效果的一个典范。

      

    象牙器

      中国古代有很多很高级的材料,其本身的色彩、质感、纹理都特别好,比如象牙、玉、紫檀等。在其他时代,一般不会在这些材料表面进行任何遮蔽,就是为了突显其自身美。唐人不这样,他们经常在这些高级材料上面做一些遮覆。拿象牙器来说,就有很多装饰手法,比如拨镂,做法就是先染色再刻花纹,花纹里面有时还填色。

      有些还做成围棋子、尺子。唐代少府监下面有五个属,包括中尚属、左上、右上、织染、掌冶,都是做工艺美术品的。中尚属为最高级别,每年都向皇帝献尺子,皇帝再将尺子赏赐给大臣。这可不是给大臣家添个物件,而是一种告诫,希望大臣们办事像尺子那样守规矩。

      

    玉器

      唐人小说里有则故事叫窦毅,其中一段跟工艺美术史有关,讲的是玉带。按窦毅这则故事归结一下的话,唐代一副玉带价值可以在长安城里买15所中等规模宅院,我当时一点都不信。后来在墓葬里面发现了一副窦皦的玉带。窦家是北方一个大族,从汉代到北魏再到唐,这家都特别显贵。玉带用羊脂白玉做框,下面托一副铜板,再下面是金,金板上面掐丝嵌珠宝。现在看到的绿色,就是铜锈沁色的颜色,几个黄点是连接带框和金板、铜板用的铆钉。我看到这条玉带时才相信可能真的值15所宅院。

      唐代舞女跳舞时,舞衣宽大需要约束,何家村窖藏出的唐代臂环就是绑袖子用的,上面有铆,可以拆开再合起来。

      中国人认为玛瑙一定要红,“玛瑙不红一世穷”,但是玛瑙又不能全红,全红反而很贱。好玛瑙应该身子主要是红的,但上面有透纹。古人把有透纹的玛瑙叫作缠丝玛瑙,视为最好的。早期的好玛瑙材料都来自外国,唐代文献就多次记录从西方或日本来的高级玛瑙器或玛瑙材料。

      

    木器

      琵琶分两类,五弦和四弦,五弦从印度传来,四弦从波斯传来,现在使用的都是四弦。我们看到一具高度差不多有110厘米的琵琶,身子是用紫檀做的,唐人还嫌紫檀不够漂亮,要在上面加装饰。可以看到,琵琶的实物是五弦,杆拨上装饰图案里面的人弹奏的琵琶却是四弦的。

      弹奏的方式古今差别也很大。我们现在是竖着弹,一般戴个铜指甲,唐人横着弹琵琶,拿拨板拨,现在日本正仓院还有这种唐代的象牙拨板。唐代琵琶的装饰很讲究,会嵌一大块海龟皮,背面是宝装的做法,嵌蚌片、琥珀。虽然摸起来是平的,但是有纹饰,需要在嵌之前刻纹填金。

      中国有一种传统工艺手法叫画木,可能从南朝就有了,就是在高级木材上镶嵌象牙、黄杨木、鹿角等,所有颜色都是材料本身的颜色,不是染上去的。

      

    丝绸

      要讲色彩,最重要的其实是丝绸。工艺美术里面不大重视丝绸是因为它容易腐烂、难保存,所以早期丝绸很少,大家的研究兴趣也就不是很高。现在做工艺美术的人,做丝绸的极少,大部分都做陶瓷,古人反倒不大看重陶瓷。

      按材质,工艺美术可以分成6个门类,一类是以丝绸为代表的织物,还有就是陶瓷、金属器、漆木器、玉石器,再加一些小的杂项,比如玻璃、竹刻、象牙器等。古人非常看重丝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是最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门类。中国是一个男耕女织的农业国家,织的大多都是丝绸。曾几何时,丝绸甚至布匹都是实物货币,在经济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原因就是等级,中国古代官员的官服都用丝绸制作,颜色、品种、图案,甚至图案大小都显示着身份。

      此外,丝绸有着最强的展示性。如果你们家特有钱,有很多金银器,但绝不可能把这些金瓶子、玉罐子带身上满街走吧?这些都放在家里面。丝绸主要是服装面料,穿出来就是给别人看的,最具有展示性。我们现在有这样的认识:一种花纹如果见于丝绸也见于其他工艺美术门类,那么领头的就是丝绸,其他的都是受到了丝绸的影响。最能够显示古人风尚的就是丝绸和用丝绸做成的服装,也是我们这次讲的重点。

      丝绸有很多品类,比较轻薄的有纱以及若干罗。纱本来是没有花纹的,后面可以加工上去,比如染、点金。罗的颜色可以很浓烈,也可以很柔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丝绸技术开始外传。国外的丝绸在染色方面不行,褪色厉害;中国古代主要是植物染料,取自植物的根、茎、叶、果实等等,也不知为什么,颜色就比较牢固,在地里埋了一千多年后也还是这个色。西方人说中国人很狡猾,教会了他们丝织技术,但是不教染色技艺。

      丝绸里面最高级别的,早期是锦,后来是锻。锦是彩色提花,表面颜色很丰富,但是唐以前的锦很少超过五色,唐以后有了很大变化,经常会有七八色、甚至十几色,现在分析出最多的有17种颜色。唐人也用很多诗文去描述、赞美、称颂锦,比如“章彩奇丽”、“千花开瑞锦”、“烂若朝霞之初起,灿如春花之竞发”……

      唐代丝绸里有一种典型叫“繝”,织法像锦也像绫,织物表面排列着一个一个的彩条,有时会有花纹,但只是彩色的点缀,主要是为了炫耀其绚丽。

      印染方式很多,唐代最典型的是夹缬。夹缬有不同的说法,我最相信的还是当年沈从文先生的说法,就是用两块镂空的花板夹住来印丝绸。那是怎么张挂的呢?就是把织物对折悬挂起来,用花板夹住,用完一板再用下一板。夹缬一般为两色,唐代经常有彩色的,成匹卖给人家做衣服,除了女人,一些特别爱张扬的男人也爱穿这样的。

      光用彩线绣不够,还会用金线、银线绣。蹙金、蹙银的做法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把金线钉到绣地儿上去,还可以钉珍珠、钉瑟瑟,林梅村认为瑟瑟就是青金石。法门寺出土过几种蹙金绣,东西都很小,有个小袈裟算是最大的,宽11.8厘米。

      

    服装

      我从文献里面找一些例子来说说服装。

      唐高宗时期就有人炫耀衣服颜色的高贵了,他们认为颜色联系着人的身份,一些身份高贵的人,衣服颜色其实并不见得好看,但会造成社会心理上的“漂亮”。于是,人们便开始在穿衣服上动心思。大街上的人,直接穿高级衣服的会被抓住,说是僭越。僭越算是罪行了,所以大家就在外面穿一个符合本人身份的颜色的衣服,里面露一点出来。出城后就没人管了,“啪”一脱,露出里面的来。

      当时中西方联系很多,要派使臣,去大国当使臣就派大官,去小国当使臣就派小官,身份不一样。但是派小官给人家,对方会不高兴,于是便想了个折衷的办法——派小官出使前,会借一身大官穿的颜色的衣服给他,以显示地位和重要性,这就是“以壮行色”,但出使回来要还衣服的,赖着不还的话,就逼得皇帝下诏书讨要,唐玄宗时期有过这样的例子。

      锦里面有一类叫织金。因为金没法上织机,怎么做金锦呢?就在薄皮或者皮纸上面贴金箔,再裁割成很细很长的条来织花纹、织金锦。唐代开始金锦数量比较多,但主要是中唐以后的事情。晚唐初期的唐文宗没什么本事,受宦官挟制得很厉害,但他非常提倡社会节俭。唐文宗发诏书抱怨,说唐玄宗时宫里面只有两领御袍为金锦,一领是唐玄宗的,一领是杨贵妃的,想不到现在几乎有钱人家都有金锦。晚唐时还有一个著名的怪人叫郑愚,他经常穿花哨的衣服给同僚看,上午穿一身花哨的,下午穿一身更花哨的。元稹有句诗就谴责当年妇女衣服的配色,说是“尤剧怪艳”。

      

    总结

      时代风气的兴起总得有个引领。这引领者是谁呢?我觉得是统治集团,早期色彩艳丽的东西都和皇室或者官府有关。三彩就是皇家给高级官员的葬具,唐高宗时期开始出现,唐玄宗时候最流行,但开元二十九年以后,一下子衰落了,这跟唐玄宗有很大的关系。唐玄宗曾下过诏书,宣布丧葬不得再使用华丽的葬具,都用“素瓦为之”,素瓦说的就是陶俑。我说统治集团引领“好色”风气,三彩就是证据。

      唐人对色彩的追求前后一样,这和对造型及花纹的追求有明显区别。唐代早期的造型比较挺拔,后来变得圆柔;早期花纹充满贵族范,晚期则是很平和的,前后变化非常明显。

      我们之前看到的东西有实用器也有明器,就是有生活里面使用的,也有专门用来丧葬的,说明唐人对色彩的追求从生前一直到死后。

      做学术总有很多疑惑,有的能够解说,有的则不能,可能一辈子也不能。我有两个疑惑,第一个就是,锦算丝绸里面颜色最丰富的,可是为什么汉人穿锦、对服锦的热情远远不及少数民族,特别是不如西北的少数民族?这个原因我不能解释。中国人织锦织得最好,可是服锦的热情却比胡人低了很多。再一个就是,唐代对色彩的追求一下子表现得这么明显,受了谁影响,或是受了什么影响?我也说不清楚。当然,可以推测出跟西方有关系,我也有这个倾向,但是没有实证。

      用图来进一步说说我的疑惑。阎立本《步辇图》表现的是松赞干布派丞相禄东赞向唐太宗提亲的场景,画上有十几个人物,穿锦的只有禄东赞,是西南胡人。现在关于《步辇图》有很多说法,有说不是唐代而是宋人所画。对绘画鉴定我不敢乱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范本属唐代前期。禄东赞衣服上连珠圈里面用的是单独图案,而中国内地用的是对称图案,而且早在8世纪初,这种连珠纹就退出了中国装饰的主流。这样的细节古人绝对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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