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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济医馆的医患关系
日期:2017-09-02 作者:高晞 来源:文汇报
  • 图片说明: ▲仁济医馆募捐册


  • 图片说明: 《申报》1872年 10月 5日刊登仁济医馆之“聊以申谢”的广告 (照片均为作者提供)


  • 图片说明: 黄春甫


  • 图片说明: 《点石斋画报》1892年8 月18日之“畸阴畸阳”文,报道仁济医馆黄春甫为巡捕房验视犯人性别。


  • 图片说明: 仁济医馆(1846年)



  • 图片说明: 《功高卢扁》匾额及受赠者韩雅各


  • 高晞

      仁济医馆与上海社会政治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其创设初期便带有强烈的社会和世俗特质。而近代医院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在仁济医馆得到充分体现。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仁济医馆在19世纪的上海创建了一个只属于仁济医馆的模式,即医院-社会-病人的医患关系。

      2017-09-02,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雒颉(William Lokhart,1811—1896 )在上海大东门租借的一所民居底楼中接待了第一位上海病人,是为沪上西医诊所的开端,称为“施医院”。至4月30日的三个月内,雒颉共医治病人3764人次。5月,雒颉将他的医疗活动移至小南门外,另租借一所可安放三十张病床、有五间住院病房的建筑。至1845年底,“施医院”接待病人已超过19000人次,甚至有远从崇明岛过来的病人。1846年2月,雒颉考虑在上海建造一所医院,他说服居住在上海的三位英国商人与他共同组成医院保产委员会,共筹得银两238147。1846年12月,医馆建筑落成,“施医馆”更名为“仁济医馆”,英文定名为 “The Chinese Hospital”,仁济医馆之前没有英文名,在传教士医学报告或是媒体报道中一直称为“Hospital at Shanghai”。

      仁济医馆是上海第一所西式医院,也让上海百姓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医学。在这家医院,无论是医生治病的方法和手段,还是医生与病人相处的关系,都表现出与中国传统医家截然不同的方式。伦敦会教会档案、仁济医馆的医学报告、同时期的中英文报刊、笔记和小说,是重现仁济医馆创始初期的治病场景,及其在上海市民心目中形象的基本素材。翻阅这些资料,可探讨在19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仁济医馆是如何营造麦家圈医疗文化,进而创建新型而现代的医患关系模式。

      “功高卢扁”:市民眼中的仁济医生

      1864年深秋的某天,宝山县商人顾曰智带着一群人,肩扛着一块题有《功高卢扁》的匾来到仁济医馆,匾额的题记描述了顾曰智在仁济医馆求医的经过:

      同治三年甲子(1864)秋仲,偶患肝疯致口眼欹斜,蒙黄春甫先生转挽,韩雅各先生医治得以痊愈。先生心存济世,坚不受谢,因撰句以颜其室,用志高谊于勿谖云。

      当日,顾曰智还附赠医馆四头猪、一只肥羊和六张病床。

      匾额受赠者韩雅各(James Henderson,1829—1865 ),英国人,上海仁济医馆医生兼负责人,他花两个星期治愈了顾曰智的口眼欹斜之面部偏瘫疾患。来中国前,韩雅各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和英国皇家外科学院接受完整的近代医学教育,他曾表示“我从未浪费一天时间,我每天穿梭在医院、图书和解剖室之间”。求学期间,韩雅各加入爱丁堡医学传教会(The 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 Society),立志当一名医学传教士。他利用休息时间,去医院治疗病人或去城市济贫院照顾穷人。2017-09-02,韩雅各与太太由英国伦敦会派遣抵达上海,负责上海仁济医馆。

      匾上提到的另一人物黄春甫,是仁济医馆的华人医生,也是上海第一位华人西医。1854年入馆学习医学,初跟随雒颉学习,后协助仁济医馆第二任馆长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工作,合信称黄春甫是“非常踏实而优秀的青年”。1860年韩雅各接管仁济医馆时,黄春甫已能独立治疗病人。

      向医院赠送匾额以表彰医生的功绩,是中国传统对医生医术和道德行为认可的主要方式。病人往往会选用昂贵材料,比如金丝楠木,并请名人题写书法,无形中赋予匾额特殊的收藏价值,这是病家向医生表示酬谢的另一方式,以补偿“坚不受谢”之医院的花费。仁济医馆开设初期,雒颉就收到过类似匾额。1862年,韩雅各和黄春甫因亲临病人戴以恒寓所“精心调治”而获赠 《悉人如已》之匾。同年,清骑兵马天魁在与小刀会战争中胫骨受弹骨折,在仁济医馆经黄春甫治疗一月余,痊愈后赠黄春甫《功赞耶稣》匾。 2017-09-02,一顾姓病人登《申报》致谢仁济 医馆为其割去面部毒瘤,黄春甫获“扁鹊再世,华医复生”之赞誉。

      但是这样的方式,在华西医并不认同。按西方医生的职业操守和规范,首先需以医学院毕业证书证明自己经过良好的医学训练,完成一个医学生必须经受的培训;其次,以医生资格证书为准绳,表明自己有行医资格,因此通常在西式医院墙面上悬挂的是两张资格证书。于是,传教医生对中国病人馈赠的匾额,往往会表示不理解。有些医生在知晓了匾额的无形价值后,甚至会转手卖给中国人,换取资金建设医院,添置必要的医疗仪器。

      其实,韩雅各并没有搞清楚匾上所表述的意思,他甚至将“卢扁”视作两位中国古代名医。正如韩雅各不知道扁鹊是谁,顾曰智也不明白外国医生是用何种神奇之术治疗好他眼斜偏瘫之疾患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早期华人病家与西医之交往中。在中国人看来,西医“可转移造化耳之聋者,可治之聪,牙之缺都补之全”,但关于眼睛出现的近视与老花现象,“遍询西医,卒不得其道,中国医生更无论矣”。《申报》曾就此问题求教仁济医馆黄春甫,给公众一个解释。在《申报》看来,黄春甫 “精于泰西医理,在仁济医院行其道,活人无算”,相信他可介绍西医的独特功效,座谈中西医理之不同。然而,学徒身份的黄春甫,并没有可能掌握全面的西医知识,自然解释不出个所以然。

      但这并不影响仁济医馆在上海的声誉,王韬是这样描述的:“施医院即今仁济医馆也,与墨海毗连,专治华人疾病,主其事者为西医雒颉,称刀圭精手。”旅沪杭州人葛元煦在租界居住多年,人称为“老租界”,1876年出版《沪游杂记》,在这本“可作游沪者之指南针”小册子中说,“仁济医馆,断肢能续小神通,三指回春恐未工,傥使华佗生此日,不嫌劈脑治头风”。不仅如此,“洋人设仁济医馆,以外国法治病,伤科尤妙,设馆以来活人无算” 。

      2017-09-02, 《申报》以“恨病自戕”为题报道仁济医馆一病人因病痛不堪而在医院自杀,并借题发挥:

      仁济医馆之病房窄而不甚清洁,其秽蒸气味果属难受。即气壮者探望病人而闻之已不堪受,何况病人乎?西人与凡爱清洁,即监狱亦非常清洁,为何独区区病房至于若此。

      仁济医馆病房究竟怎样?19世纪流行沪上的市民小说《海上花列传》中有多处提到仁济医馆,作者甚至借小说人物赵善卿的身份,进入仁济医馆,一窥其病房内幕:

      推开一扇屏门进去,乃是绝大一间外国房子,两行排着七八张铁床,横七竖八睡着几个病人,把洋纱帐子四面撩起,掼在床顶,赵朴斋却在靠里一张床上包着头络,著手盘膝而坐。

      高大宽畅,通气透风,医生可一览无余观察病人的仁济医

      馆之大病房是当时上海西式医院的景观之一。无论在游客眼中,还是上海市民心中,仁济医馆无疑是19世纪上海的一张名片,是展现新上海洋场世界的重要地标,也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另一方面,迟至19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医家和中方病家还不能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和思想。那么,医生与病家是如何沟通,仁济医馆又是如何处理医院与社会、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呢?王韬说仁济医馆“活人无算”,如果,病人在仁济医馆死了,那又怎么办?

      专业公正:官方救治和司法检验机构

      1868年,清政府与英、美驻沪领事议订《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租界设会审公廨,受理租界内除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之侨民为被告以外的一切案件。1869年,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廨成立,简称“会审公廨”。由《申报》几乎每天都有的公开报道可以判断,在英租界的病者、伤者乃至尸体验查工作,会审公廨、巡捕房都会委托仁济医馆处理治疗、验伤或验尸。而在虹口地区则委托同仁医院处理。1866年,仁济医馆保产委员会将医馆由伦敦会医生经营改为上海的社区医生经营。这就意味着1866年之后,仁济医馆不再是一所教会医院,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服务于市民的社区医疗机构。

      1872年5月 25日,《申报》报道一刘姓老妇被英国人的马车撞伤,由巡捕房陈公将其送“仁济医馆救治,可保残生”,陈公考虑到刘老太之子为帮佣工,“无力延请名医,令其前往医馆侍奉,俟伤者能否痊愈,再行定谳”。无论事件大小,凡涉及伤者,一律送仁济医馆。像日常无处不在的民事小纠纷,在马路上吵架、在家里打架、马车撞人、盗偷、诈骗、诬陷、妓女纠纷、火灾、疯子投水、想不通吞食鸦片自杀等,涉及伤案或死案,巡捕房无法判断,便送至仁济医馆验伤。如1873年5月“沿路摸乳”案,该女子以为受辱报到巡捕房,被送仁济医馆验伤治疗;路遇抢劫被“强水伤头”弄伤眼睛,或是被判刑的受伤罪犯,均由巡捕房送至仁济医馆。

      2017-09-02的《申报》,刊有“烟馆诬良为盗,以致忿气食烟毙命”:

      昨烟馆中有一宁波人,系在洋行执役者,虽不衣冠华美,然布衣朴素洁净,亦断非偷窃下流也。适值烟馆失物百堂倌遂诬此人为贼,欲执送巡捕房。此人再四辩论,店主堂倌执前说,此人气忿遂将生烟四钱吞食入腹,后诸人觉其有异,细询始知其故。此人并言语非死不足以白吾不偷之冤也。即速送至仁济医馆救治。业已无及,竟于昨日夜四鼓毕命。

      2017-09-02,一位待审犯人在巡捕房突然“患病甚沉笃,赶紧送仁济医馆疗救,而事已无及,旋即身亡”。1892年8月,一宁波女子在妓院被法包探拘入捕房,审查时发现她是阴阳双性之人,巡捕房只能“送仁济医馆黄春甫医生验视,将阴阳二具考究详明”。此类需要医学专业验视判断的案例,巡捕房便请仁济医馆出面,或送至医馆查验,黄春甫时常被请去助案审理。

      有些伤病唯有送仁济馆方能获救或治疗。2017-09-02,江南制造局一铜匠不小心将手臂卷入机器,“送至仁济医馆,据称断一小骨,将来尚可作生活……”,同日,另一水泥匠拆墙压倒,“流血不止,送至仁济医馆医治,尚不致陨命”。庸医治病伤人,引起纷争,病人也会被送至仁济医馆。

      涉及国际纠纷事件,亦由仁济医馆接手,1873年奥国驻沪副领事兼代德美两国翻译之夏士,驾车碰伤一广东女子,“抬送至仁济医馆治伤,……殒命”。1874年在法租界一华人闹事,被法人放枪中头面,虽未死,却双目失明,“送至仁济医馆”。

      仁济几乎每天都有受伤的人员送来,有些病人送至医院后死亡。对医院来说,接受此类病人冒有极大风险。作为会审公廨指定验伤医院,面对吵闹家属,或是无人认领的尸体,医院一律通报会审公廨或巡捕房,由法律解决。比如1873年某杂货店员吞鸦片被人送至仁济医馆救治,未果,死亡。因无家属,由会审公廨“按诣仁济医馆相验”。亦有死于医院的病人家属不愿认尸,此事则由地保出面要求验尸处理。华人擦枪走火而出事,进入仁济医抢救,最后死亡,由本府官员带领“同忤作书役人等至仁济医院”观察伤情。1872年坊间流传仁济医馆治死病人,《申报》特意刊发“张琴宝刃伤毙命事辨误”,称有一病人非致命之伤“送至仁济医馆楼上医治,不两日即可痊愈矣,“然则通文馆之传闻竟说是毙命,此事是将另一吞鸦片之人死亡信息张冠李戴之误,兹特为辨正如此” 。1891年6月 2日,南江人沈某在法租界新开河不知何故被西人殴打,后“因伤殒命于仁济医馆”,英租界英国医生和法国医生同赴仁济医馆验病,供会审公廨结案。

      仁济医馆专为社会处理此类事件,承担公职,在这个城市中已是市民共识,行人在路边看见有病人会主动送至仁济医馆。因贫穷无力就医,而被弃置路旁的病人,同样被送到仁济医馆,2017-09-02《申报》载:

      宁人桂某担水夫也,年已三十五,向与八仙桥某妇相识,不啻如兄如弟。近以桂某出痘势甚垂危,妇悉其叔住居高第里,昨早雇一小车将桂送往门房弃之而逸。旋邻人报知其叔迨出询视,则已奄奄一息矣。但桂某之叔家亦贫窘,止赁半椽屋,且有儿女数人,断难留养,不得已送往仁济医馆调治。

      相似情节都可在《海上花列传》中读到,一乡下来沪投亲青年赵朴斋,在新街与人打架,结果头破血流,巡捕寻找家人不见,于是“巡捕看见仔,送到仁济医馆里去”。仁济医馆俨然是维持上海——这个近代城市正常运行的机器中不可或缺一个构件。

      仁济医馆所承担之社会公职,以其专业技术执法,在社会与市民中建立公平公正的医家形象。会审公廨亦保障其免受病家的无理取闹之患,使医院与病家关系置于法律的框架之内。仁济医馆为社会作出的贡献也为其赢得公正合理的回报。

      会审公廨在处理犯罪事件时,需要仁济医馆的协助,反过来也会考虑利用社会资源为仁济医馆服务。比如有次在处理一“私贩”时,将其罚款一半拨给仁济医馆。有人驾马车不慎致伤路人,伤者被送至仁济医馆,马棚主被判罚款三十元,而其中二十元便归仁济医馆。

      仁济医馆最初是西人所设之善馆,不过,华人在沪上设善堂要略早于仁济医馆,并有一定规模。据统计,晚清沪上活跃的善堂计有38个,上海郊县还另有21个。这些华人善堂负责民间赈灾、救援与慈善活动,一些大的善堂积极参与社会公众事务,担负上海城内各种形式的救济和福利工作,与市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仁济医馆与上海善会善堂间的合作互动密切,医馆提供医学专业方面的支持,或帮其验伤验尸,善堂则负责处理医馆无人认领之尸体。1874年5月,四明公所因房屋问题与租界法人发生纠纷,法国人洋枪队全部上阵,死伤数人,最后送至“仁济医验伤”。四明公所,又称宁波会馆,是19世纪宁波商人在上海组成的同乡会,处理维护宁波商人在沪、在租界的正当权利,他们出现民事纠纷或与租界居民发生冲突,也会由仁济医馆出面验伤。 1874年英租界送来一名脑后刀伤,子弹由背脊穿过胸膛的青年人,第二日在仁济医馆毙命,未经验尸便自行盛殓,结果闸北地保让宁波会馆重新处理验尸再埋葬。与仁济医馆合作最多的是位于法租界的同仁辅分堂,它列于晚清民国上海善堂之首。有些无家可归之病人死于仁济医馆,仁济医馆会委托同仁辅分堂处理。

      社会责任:施种牛痘、宣传禁烟、治疗霍乱

      自1845年起,仁济医馆免费为上海市民施种牛痘, 1845到 1868年间,共计为5125人施种。在仁济医馆影响下:

      近来中国官员,颇信牛痘之大有益也,于城内邑庙后之豫园中,设立一局,施种,系华医黄春甫君独肩其任。去岁小孩种牛痘者一千五百六十三人数。日前有一日午后,来小孩求种者一百数十人名之多……

      1868年,医馆委派黄春甫为上海道台所设牛痘局工作。黄春甫逢一、三、五、六到牛痘

      局为上海及邻近地区的孩童种牛痘,同时他还编写种痘事项,印发传单给上海居民,说明(1)牛痘比中国传统人痘简易安全有效;(2)孩童种痘后的护理注意事项;(3)上海道台鼓励种痘的措施:“道宪爱民如子,体恤情殷,凡种痘日给钱一百文买物助浆,第八日复看,再给钱二百文为调养之费。”这项历时几十年的工作,黄春甫分文不取,完全是义务性工作。1877年,英界工部局在《申报》刊登《召种牛痘示》,指定仁济医馆为其施种局。

      1878年正月二十八日,医馆赞医生(James Johnston)邀请居沪西绅商在医馆开会 ,报告1877年仁济医馆工作情况,该年在城里种痘人数3833,在城外种痘人数5000,赞医生转告西人 “施种牛痘,华人深信其有益故”。

      面向社会免费施种牛痘, 在19世纪的中国,并不只是由教会医院或西式医院单独承担的社会责任,担当这份社会道义的往往是西式医院中的中国医生和中国的地方绅士。仁济医馆因有黄春甫而在这方面表现得犹为出色,既能服务于上海道台,又服从英租界的示谕。

      仁济医馆最常见的病人是鸦片患者。1872年“来馆有服生鸦片烟求救者共四十四人,救活者三十四人,不及救治者十人”, 有些人吞鸦片自杀,被送至仁济医馆“因不信西医不肯用西药,乃不治”。 1875年黄春甫救治由巡捕房送来的鸦片自杀病人。《海上花列传》里有同样的故事:阿珠吞食鸦片自杀,妓院“唤个相帮,速往仁济医馆计讨取药水”,因为“仁济医馆有西医急救之方”。媒体评论道:“沪上救治吞服生烟之法,当推仁济医馆为第一。”

      自19世纪80年代起,英国在华传教士深以为英国由印度输入鸦片,是流毒中国,违背国际公法,以此为耻,设会讨论劝阻英国政府禁止鸦片输入中国。仁济医馆在医治抢救鸦片病人之际,亦思考如何与中国官员合作禁烟,郑观应之“禁烟”一文即谈到:“仁济医院总理慕维廉到招商局与余一谈,问有无良策。”

      仁济医馆是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大病房之医院的概念、医生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段,以及所使用的仪器,都会引发市民好奇和媒体关注。但是仁济医馆在建立医院的社会责任、处理医生与患者关系方面所表现的特色,却超越了市民的想象。每年夏秋之际都是霍乱肆虐的危险时期,感染的病人死亡率极大。常人恐避之不及,上海居然会有一家医院主动登报请求重症传染病者来院治疗,态度诚恳殷切。2017-09-02,仁济医馆黄春甫致信《申报》:

      目前吊脚痧伤人殊甚,日有死亡。如有此症,务将病人赶紧送至敝医馆医治,或可挽回。不拘何时,均可送来,无不归收养,为救治也。

      1888年 8月 9日,《申报》“仁济医馆来信”:

      霍乱之症,每起于夏秋之际,医治稍缓,势必无救,甚可悯也。现悉本埠业已起是症,敝馆向有灵妙药饵,历年以来试之甚效,危而转安者,质属甚众,故用敢自信。如患此当事者,不论何时,宜速送来医治,毋犹豫不决,以致自俁,况敝馆为救治起见,凡来就,不取分文,实可谅。并新闻报诸君,更相传布是幸。

      2017-09-02仁济医馆再次在《申报》发公告:

      沪上痧症盛于夏秋炎间,其名不一,惟霍乱吐泻一症为最险,医治稍缓即成不救。往岁曾经登报,有患斯症者即送本馆施救。如病家不愿送而请往治,独不知斯症用药既非一味,本馆势不能尽数移往即服药,时刻亦不容稍有差错,或增或减必须察看病象,然后施治,若仅给药,教令依法服治,无论其法未便谬执。且有病之家人,心皇急断,不能如本馆之留心,察看从容施救。设有错误,转致贻害。此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也。如其送馆医治,不敢谓自有起死回生之力,但吾尽心,未必十无一得,每有不愿送馆,卒至不救者。闻殊恻然不惴冒味再登报,奉劝如有患此症者,无论深夜速将病人送馆,无不竭尽心力,代为医治,分文不取,切勿锋犹豫自误,并望阅报诸君,互相传播为辛辛——上海麦家圈仁济医馆启。

      仁济医馆劝请市民来医院治疗霍乱的广告一年大似一年,语气愈年诚恳急切,由最初的不取分文,到1891年的恳求奉劝,甚至表明“如有患此症者,无论深夜速将病人送馆,无不竭尽心力”,还希望“阅报诸君,互相传播为辛辛”。

      仁济医馆由种牛痘、禁烟宣传到霍乱广告,无一不是动用社会力量和媒体资源,让医学信息越出医院狭隘封闭的空间,投射到社会,让医学和公共卫生意识渗透到民间普遍人家。医生走向病人,走向公众,这样便构建起一种新型而近代的医患关系:医生-社会-病人的关系。

      医院如何募款:诠释近代行善价值观

      医院募捐的成功与否,表面上反映的是该医院在社会的美誉度,实际上受到医患关系之制约,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医院正常运行和维持发展的保障。

      最早在中文媒体上出现仁济医馆的报道是在1869年的《上海新报》,题为“仁济医院帮助施医”。《申报》发刊之前,仁济医馆呈现在媒体前的形象,更多的是“施医院”——一所行善施医的场所。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赢得社会的关注,募集到更多钱款。因此,仁济医馆在教会媒体上刊发的均为其医院的就诊报告和获得捐款,并表彰捐款士绅。这样高调的自我表扬方式与传统中国人的习俗相违背、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相去甚远。

      1870年《教会新报》报道,仁济医馆共收到捐银共“一千一百十四两五钱五分”,另收取赠银“三百四十三两六钱四分,共计医治病人12250人。院中之中国医生向时岁修二百四十元,已历十八年既久”。此外还有外国洋行独立捐赠“其慨慷乐善或钦之至”。1871年、1872年、1876年《教会新报》多次公布医院收到捐款款数和捐赠洋行及个人名录,报告收治病人及治愈和未获救的人数清单,尤其强调医馆在城中牛痘局为儿童免费施种牛痘,获得官府信任赞许,以此培养社会公众对医院乐善好施的认知,激发华人捐资发展医院的意识,召募地方绅士和华商加入捐款行列。

      1872年起,仁济医馆拟定改造医院创建新馆的计划,公开募集资金。仁济医馆的每份《医院报告》都是在教育华人、华商如何行善,考虑着如何让各界人士主动地从口袋里掏出银子来。

      1872年10月,仁济医馆在《申报》付资刊登申谢广告,向市民诠释什么是善举:

      且世间善事颇多行善之人,亦复不少,惟人之行善其居心各有不同,有以行善而看炫财富者,亦有行善而图博美名者,且有行善而心存望报者,是皆行善而求人知之者也。至行善不求人知,则既非卖富又不图名且不望报,其居心实超他人万倍上矣。故曰,善恐人各便是真善。此之谓也。昨本医馆蒙中国善士,由顺发洋行转送鹰洋二百五十元,以济本馆诸用,并无姓氏里居。本馆实深感谢,且正值目下来馆就医者日多一日,房屋不敷居住,添造数橼,以补不足。此项之来,殊得用惜,本馆未获识。荆一图面谢谨。志数语代本馆之身受嘉惠者,一申御结之意云,一念鸿施未肯累留夫姓字,千祥骈集定徵贻福于儿孙——同治十一年九月初三日,仁济医馆谨谢。

      此份广告充分诠释了仁济医馆的行善价值观,批评社会中有目的、怀功利的伪善行为,树立仁济医馆正面行善、无欲无求、简单干净的近代意义的价值观和行善理念。该广告所传播出的三点信息:一、行善是不能求名求利求回报;二、仁济医馆正在募捐造新院;三、凡捐款给仁济医馆可获名利,仁济是不会让无名者默默无闻的。这份申谢广告在《申报》反复刊登,延续数月,这是仁济医馆通过媒体向其行善贵人所作的回报。在加深公众影响的同时,传播新型的慈善观念,一次次地为仁济医馆的捐募做广告,真可谓一石三鸟。

      1873年 8月仁济医馆移居改造,由《申报》刊布信息:

      仁济医馆现移四马路西首,吴豪宅张宝源酒店南面。因其馆须改造故。……因就医者栖息,故欲改造而扩充之。可见中西医生艺术之精,存心之厚,不愧仁济之名矣。恐其移居他处而就医者难以问津,本馆爰代为布闻,愿阅《申报》者,更互相流传,不致病者无从寻觅。未始非与人为善之助云。

      1876年仁济医馆在《教会新报》发布“上海仁济医院劝捐启”:

      惟近来就医愈众,经费愈紧繁,济众博施,良非易事。望仁人君子,各发善心,利济为怀,同劝善举,官既捐俸,商亦捐金,同协中外之心,以泯生成之憾,如蒙慨助,请列衔名。

      仁济医馆通过媒体反复高调倡导的医院行善观念和医院经营理念,终有回应。1887年 《申报》 在讨论医院筹建的核心问题“论医院宜筹,经久扩充之法”,作者以仁济医馆为例,“西医善堂,必先筹一笔款子,让其生利,然后岁负岁可用之”。光绪二十七年(1901)苏松太道蔡钧调任,山西巡抚岑春为其奏请嘉赏,其中一条便是,“在苏松太道任内,捐助仁济医院专建闸北庇寒所,地方均感其惠”。

      1905年仁济医馆华人董事、海上富商徐润的续室陈夫人去世,“临终遗嘱,尽出其余蓄以一万元捐助仁济医院”,徐润谓其夫人“治家严肃,待人宽厚,自奉俭约,乐善不倦,接三党以诚抚子女,以恩邻里戚族,莫不交相称颂”。以为夫人将钱款捐出是“可谓能识大体,一视同仁者。余诚失一贤内助也”。徐润夫人的捐款被仁济医馆用来建造一所女医院。1906 年仁济医馆为其树碑:

      古粤徐雨之观察夫人陈夫人,即信今肄业英国恶斯佛大书院,超候徐君之太夫人也。徐族居沪上五十余年,与医院比邻住居英租界山东路二百六十五号。素知医院中施医诸善举。蒙施大惠,慨捐洋万元,助建女医院经费。慈云虽逝,德荫当爰。于落成之日敬勒贞泯永昭盛德。耶稣降生世一千九百零六年,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医院事立。

      2017-09-02仁济医馆之“女医院落成”,“英租界麦加圈仁济医院添女医院一所,系由徐雨之观察夫人出资建造,定于今日四点钟行落成,董事朱葆三观察等特邀请沪上中西官绅来院观礼,以志盛举”。

      华人士绅在医院的培育与影响下,慈善的意识逐渐深入,1886年,上海地方绅士登报帮春甫之妇求平安:

      英商仁济医馆创设多年,中外同仁孜孜不倦,施诊就医不知凡几。董厥事黄春甫先生去除礼拜外,每日必躬亲诊治,无论内外诸症,接骨割毒均用西法炼成,外洋药水,药到病除者,洵不乏人。本月上旬,春甫先生之内人沈氏陡惠时症兼之肝厥怀妊四月,春翁自用西法药水,迄未奏效,并延中国诸医,开方调治延半月有余。

      中外医生都无法医治黄春甫夫人之疾,于是,这批绅士便想出以“助赈求痊转危为安”的方式,或可见受黄春甫和仁济医馆多年行善之感化和影响。

      新型而正常的医患关系

      讨论医患关系,是医学史和伦理学史上永恒的主题。从来医患关系只囿于医生与病者之间,好坏、优劣,只有二元的价值判断。我们试图离开病床、放下手术刀、走出医院,由另一个角度探讨影响医患关系的本质因素。之所以会想到这个角度,是由仁济医馆的历史特性引发的思考。虽然仁济医馆由教会创办,但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由市民维持,同时反馈这座城市,维护市民的健康与安全。仁济医馆与上海社会政治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其创设初期便带有强烈的社会和世俗特质。而近代医院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在仁济医馆得到充分体现。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仁济医馆在19世纪的上海创建了一个只属于仁济医馆的模式,即医院-社会-病人的医患关系。仁济医馆在服务保障上海市民健康和社会稳定时,培育了一种新型而近代的慈善理念。医院服务于社会与人群,完全有理由要求社会资助,这才是一种新型而正常的医患关系。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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